陰霾正逐漸籠罩在民營企業家心頭。

無論財富多少，廣大民營企業家終究也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，第一時間感受到就是緊張和恐懼，然而他們終究還不是這個社會中的普通個體，除了自己和家庭要顧及，還有自己的企業和企業里的一票員工必須顧及，尤其是假期即將結束、開工日期迫近之際，更多焦慮和惶惑開始在這個群體蔓延。

“作為負責人，我該怎么辦？我的企業該怎么辦？”。

我們的基本判斷是，對廣大民營企業、特別是中小企業來說，這一波疫情的沖擊影響絕不會低于2003年的非典時期，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家都需要高度警惕，盡快謀劃，未雨綢繆！

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斷，我們判斷的基本依據是：

1、“新冠”疫情和非典（SARS）疫情有很強的可比性

二者在致病原因、病毒傳播、應對方法和地域分布上基本類似（當然具體情況和個別地區肯定存在差異），在患者的致死亡率、人口流動速度、政府響應能力、疫情控制等方面存在差異，但大多數企業和企業負責人要面臨的挑戰基本是一致的。

2、民營經濟所分布的行業更易遭受疫情影響

目前中國民營經濟主要分布在第二產業（工業）和第三產業（服務業）部門，因而創造了大部分就業崗位。但從非典時期的經驗來看，二產恢復速度相對較快，而三產（服務業）恢復則相對較慢。受非典（SARS）、“新冠”疫情影響最大的行業主要包括：交運、倉儲和郵政業，住宿和餐飲業，金融業，其他行業（租賃和商務服務業，教育，文化、體育和娛樂業等），基本上都具有一定出行和聚眾屬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短時間內，批發和零售業反而逆勢加速增長，可能與疫情高發期居民大量購買防疫用品、食品和日用品等有關，但中期來看因為物流、供應鏈等環節的影響，也必然受到波及。據此推算，今年第一季度甚至更長一點時間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很可能比去年同期要回落2-3個百分點左右。從區域來看，服務經濟發達、占比重較大的區域和城市（如北京、上海），其經濟增長的承壓和影響將比其它地區更大。

3、今天的民營企業承壓更重、成本壓力更大

與17年前的非典疫情時期相比，今天的民營企業、中小企業成本壓力更大、經營更難。2003年時《勞動法》尚未修訂，絕大部分民營企業無須繳納“五險一金”，無須承擔較高的裁員成本和加班工資等剛性成本，企業盈利能力較強。

而17年后的今天，大部分民營企業正面臨轉型升級、爬坡過坎的壓力，盈利能力已經明顯下降，此時企業因疫情影響無論是維持正常經營，還是因為經營困難需要裁員，或者因經營原因需要安排員工加班，按現行勞動法規定，其成本壓力則要大太多太多！目前全國大多數地區已經推遲企業復工日期（正月十五以后的居多），這將進一步加大企業壓力，很多中小企業的現金流量表和資產負債表將可能惡化。由此可以推斷，2020年的就業形勢將不太令人樂觀，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可能將創出超過5.3%的新高。

4、當前的民營經濟外部環境更不容樂觀

受中國“入世”、房地產市場過熱等因素影響，2003年的中國經濟整體處于快速增長期，因而非典疫情雖有短暫影響，但從全年GDP增速表現來看反而達到10.0%的較高水平。近些年，尤其是從2018、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表現來看，出口和投資都明顯下滑，2019年消費對GDP貢獻為57.8%，所以疫情爆發對消費造成直接影響，必將進一步拉低經濟增速，今年要實現保“6”目標壓力會比較大。

當前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依然處于較高水平、中小商業銀行面臨較大的潛在壞賬風險、房地產行業調控已經處于關鍵時期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攻堅戰尚未完成。換言之，當前中國經濟所處階段，決定了經濟增長與風險防控面臨的壓力要高于2003年非典時期。

因此，我們強烈建議：抗擊疫情，應該同時把經濟作為主戰場，有經濟才有未來！有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，才能保就業、保增長！期待政府能提早看清并準確判斷本次疫情對民營企業的嚴重影響，并盡早考慮相關扶持政策和措施。

（本文作者李志起，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席、政協委員、北京政和民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理事長、振興國際智庫理事長）